李逢吉留给振武的文化遗产
单于大都护府是唐王朝在北方的一座重要城池，任职单于大都护府和振武军节度使的内地人士数不胜数。这其中，李逢吉在担任振武掌书记期间，不但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墨宝，而且也因他的存在吸引了部分文人墨客为此而歌咏，为这座城池增添了文化色彩。
《新唐书·列传》记载：“李逢吉，字虚舟，系出陇西。父颜，有锢疾，逢吉自料医剂，遂通方书。举明经，又擢进士第。范希朝表为振武掌书记，荐之德宗，拜左拾遗。”也就是说，范希朝担任振武军节度使时，上表推荐李逢吉担任振武掌书记一职。而掌书记是官职，相当于振武军的秘书长。此时的振武军，领有单于大都护府和东、中受降城，常驻军达到9000人。作为振武掌书记，李逢吉是振武节度使的左膀右臂，可谓位高权重。
李逢吉担任掌书记一职时，适逢印度高僧在单于大都护府城内的开元寺传经修行，李逢吉受命写诗称颂。这件事记录在《和林格尔县志草·金石》中。现实录如下：
《浩诚禅师碑铭并序》
现存文献会案据辞源悉达多禅师所著有占验经百卷。其终始将摅，景行缵休烈，存不朽传，其若日月之悬焉，祈其仁哉。申命其掌书记陇西李逢吉为之颂曰：
至哉金倦时惟大雄妙有真空既善逝兮。
千载生贤腾芳炳灵布和扬声或克继兮。
光佛之宗时王之家脱遗纷花及盛丽兮。
削迹竺乾四方谛求翕冀中州磨且砺兮。
真性圆通抱持威神利物训人用弘济兮。
我兆既周乃般泥洹感应多端若蝉蜕兮。
元臣是嗟众广是悲诧之菲词旌用裔兮。
开元寺的起源与唐玄宗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下令全国各州都要建一座开元寺，以彰显“开元盛世”的辉煌。大约这个时候，作为北方重要城市的单于大都护府和振武城，自然也要建造这样一座开元寺。但查遍《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我们也没能找到确切的记载，但在地方史中，如《和林格尔县志草》却有记载。此外，据当地群众介绍，他们在土城子古城内耕地时，曾经捡到铜佛像等宗教用品。更为难能可怪的是，文物工作者在古城的北城内，发现了寺庙的柱础和地面的莲花图案，再加上地方史志的记录，从而证实了开元寺的存在。有人推测，因为单于大都护府的特殊地位，所以就吸引了印度高僧前来传经布道。
在单于都护府传经修行的这个浩诚禅师，《绥远通志稿》收录有《唐单于府开元寺悉达多禅师碣铭》，碣铭介绍：“大师讳悉达多，姓刹利。南天竺人。盖其王子弟三子。”由此可见，这个禅师还不是一般的僧人，是南天竺王子弟弟的第三子，这也说明唐朝以及单于都护府开元寺与印度宗教界的密切关系。
史载，李逢吉才思俊丽，能文工诗。曾与他人编著《断金集》，他创作的诗今存八首，诸如《奉酬忠武李相公见寄》《望京楼上寄令狐华州》《和严揆省中宿斋遇令狐员外当直之作》等 。晚年，李逢吉曾与刘禹锡、令狐楚等著名诗人来往较多。
除了自己作诗作文，唐代亦有诗人赞颂李逢吉，如杨巨源的《答振武李逢吉判官》：
近来时辈都无兴，把酒皆言肺病同。
惟有单于李评事，不将华发负春风。
这首诗以回答振武掌书记李逢吉的问题为题材，鞭笞了那些无所作为、自甘消沉之辈，赞颂了李逢吉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从而表达了诗人对人生意义和社会境遇的深入思考。
作为振武掌书记，李逢吉可谓位高权重，而香烟缭绕、禅声不绝的开元寺，以及不远万里到此传经修行的天竺高僧浩诚禅师，为其题写“碣铭并序”，自然给了李逢吉展示才华、显示地位的机会。
时光跨越千年之久，李逢吉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任职振武以及为浩诚禅师作诗之举，为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增添了厚重感，更为北疆带来一抹文化秀色，让我们与大唐官员有了跨越时空的对话机缘。
丨来源：吴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