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莎拉·布莱曼的名字如雷贯耳，就如同《日落大道》中她主演的人物在其黄金时代一样辉煌。那是古典和流行浑然一体的一种潮流，体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好莱坞音乐剧《音乐之声》《西区故事》《窈窕淑女》，以及七十年代的摇滚歌剧《耶稣基督超级巨星》当中。到了八十年代，则有音乐剧的标志性人物安德鲁·劳埃德·韦伯和他的巨作《猫》《歌剧魅影》。九十年代，《艾薇塔》之外，古典跨界热潮一波又一波，三大男高音、莎拉·布莱曼、安德烈·波切利你方唱罢我登场。我还记得那时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事件就是三大男高音在故宫同台演出了。
在这一历史传统当中，不光诞生了卡拉斯这样的歌剧女王，还有芭芭拉·史翠珊、伊莲·佩姬、蕾妮·弗莱明这些歌剧、音乐剧、流行音乐三栖明星。歌剧在这一潮流当中如此受欢迎，时不时连摇滚乐都要沾歌剧的光。皇后乐队最出名的专辑就叫做《歌剧院之夜》。The Who乐队更是名副其实的摇滚歌剧先驱，他们的专辑“Tommy”(1969) 和“Quadrophenia”(1973)无论在编排设计和故事连贯性上，都完整地体现了歌剧叙事的概念。
或者，甚至我们可以笼统地说，在一个卡带时代，一张专辑总要有一个主题，而关联这个主题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使一切独立的歌曲都有某种歌剧或音乐剧式的内在连贯性。这会使一张专辑不再是某一个歌手的自我表达，而是一个叫做“故事”的更加丰富的东西。于是，个人独特性和故事的一般性就在专辑当中被统一起来了。
怎么说呢，似乎每一个复古的潮流，都是一次回归华丽的时刻。因为崇古本身并不仅仅意味着怀旧，而是将传统当中那些本就复杂、因复杂而富足、因富足而倍显高贵的东西拿出来作为资源，以展示一种尊荣。就好像美式咖啡从来无法比拟espresso，前者掺水太多，就变得有些类似于清教徒式的寡淡，后者却是浓郁、丰满且富足的。歌剧是音乐剧和这一类流行音乐的开端。就如同粤剧是香港流行音乐的开端，并呼应出汪明荃、梅艳芳、张国荣这些名字。因为有了一个叫做戏曲的功底，他们演绎起流行音乐都是丰富且有故事的。
我怀着这样的执念，从杭州赶赴上海北外滩，因为，莎拉·布莱曼带着这种痕迹来了。
在《日落大道》一开始，我以为这是衰老的证明——既是我人到中年、日趋怀旧，也因为观众的耳朵里听到了一个年老的声音，她的断句方式、喘息和细节处理都是老妪式的，这种声音既为生理所无法掩饰，也是那个时代风格的展演。但是，还来不及慨叹岁月的无情，我就发现，这个形象是如何贴切于《日落大道》这部音乐剧中女主人公的形象——一个再也无法翻红的昔日巨星沉醉在自己从未过时的幻境里。
这几乎都不再需要表演，莎拉·布莱曼只需要去展现自己最熟悉的那种老派作风，并一想到当前音乐市场再也无法回归到上世纪的盛况，她就可以对剧中女主角感同身受，并轻松而真诚地完成这一形象的塑造。这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本能。
莎拉·布莱曼可以不那么痕迹明显地体现她的衰老吗？当然可以，在她的其他音乐会中，她的声音依然空灵，倘若要刻意掩饰疲态，她尽可以使用一些技巧，来减弱衰老有可能泄露于表达的那些身体秘密。然而，她没有选择一个年轻的角色去诠释，没有像她所饰演的《日落大道》当中的诺玛那样，不顾自己已经不再年轻的事实，硬要去饰演16岁少女莎乐美。
莎拉·布莱曼选择了一个与她境遇最接近的角色——一个年届五十的女明星，去展示她的状态。于是，莎拉·布莱曼所饰演的诺玛，就成了一种隐喻，一种关于衰老的叙事双重性，把主题和她自己都深化了。以至于，当她演绎第一幕“with one look”的选段时，你会立刻陷入过去的荣光：那样自信，但只有“哀”荣。这是记忆的招魂术。就像《猫》里的《memory》，韦伯最拿手的就是用音乐表达怀旧了。
这是莎拉·布莱曼在此剧中的第一个重要选段，这个人物形象立刻被她的个性化演绎凸显了。所有人在她的面前都黯然失色，因为她是携带着历史来的。那么多技巧都是历史的痕迹，古老到可以通过考证写出一本一本有关音乐剧的书。而她的衰老令这些知识成了一个活标本，一种时间残酷性的证明。
上半场就被这个选段奠定了基调，莎拉·布莱曼成了定海神针般的存在。她的演绎带来了死亡的压力，将生命笼罩在衰老当中。而这正好就是这出音乐剧的主要情节——一个过气女明星期待利用金钱留住年轻人的爱情，并且，她还如此狂热、神经质，却又意外地坚定。至于下半场，那段片场的吟唱“As if we never said goodbye”，则会让你在黑暗当中忍不住颤抖，眼泪就这样流了出来。一个曾经的万世巨星，回到了离开太久的舞台，这一切是那样熟悉又陌生。她感到害怕，又似乎被激发了斗志。或者不能说她的斗志是被激发的。她的斗志一直都在，只是到了这一刻，这个斗志的目标才显得如此具体和真实了。尤其是当舞台的唯一一束大灯照耀在她一个人的身上，周围一片黑暗，她！是这个舞台唯一的焦点。她因而更感觉到了一种似曾相识，那些过往的岁月又都回来了。伟大的演员诺玛没有被遗忘！可是，作为台下观众的你是再清楚不过了，她永远也无法重返舞台。
这几乎就是最高超的表演。它的标准不在于演员意识到了什么，而去展现什么。恰恰相反，要展示最大的悲剧，是要展示一个人不知道他最大的悲剧是什么。问题在于，作为演员，需要在明明知道一切剧情，并深入地研究过角色之后，才开始表演。这种对角色的了解在此刻就成了一种障碍，使他很难假装他什么都不知道。可莎拉·布莱曼的表演做到了。她把注意力放在了用生命去与命运对抗。那样衰老的、不济的声音，在喘息当中去战斗，使一种力有不逮的现实更加无奈地暴露出来。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在一个叫做《日落大道》的经典剧目中，莎拉·布莱曼决定暴露她的衰老。以一种本能的方式，在极端条件下，让生命的瑕疵自然反映出来。
没有比这更伟大的艺术表演了——通过燃烧自己和丑化自己来实现一种艺术升华，且这还不仅仅是丑化这一表演行为在操作层面上的简单化处理。在一般情况下，丑化是一种掩饰，被掩饰的恰好不那么丑，演员在这里是安全的，因为他无须暴露他自己的局限。甚至恰恰相反，他可以有恃无恐地去“表演”一种异己。即便他的表演不好，这也是值得原谅的，谁又能完完全全变成别人呢。倘若他竟成功地诠释了一个无懈可击的他者形象，那他的表演简直可以称得上无与伦比了。我们会把这世上所有的赞美都给他，因为他令自我成了那个不是他自己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表演成了一种单纯的职业行为，或者甚至是一种伦理行为，越是惟妙惟肖，就越是体现演员的演技和克己的素养，他通过掩饰自身达到一种假装的艺术。但真正高超的艺术家不是自我克制，而是忘我的。假如他自身的缺陷可以造就或升华角色，他会义无反顾地去做。莎拉·布莱曼就是这样伟大的艺术家，她将自己的衰老变成了一出戏剧。令衰老成为一种创造，似乎衰老也在这种信念下被升华为一种神圣。她主演的这一版《日落大道》，因为有意识地突出了衰老本身，也成为这部优秀音乐剧众多版本当中，最好的版本。
